李公馆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保密工作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开始了。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在回顾建党初期的往事时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就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其实，党的“一大”最初是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学校召开的。负责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来上海开会的是李达和李汉俊。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接到通知后，于1921年7月前抵达了学校。当时正值暑假，学校的师生都已经放假了。考虑到学校放假、陌生人进出学校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保密，于是李达、李汉俊决定转移会场，他们选定的第二个会场就是李书城的公馆。

当时的上海法租界多为国民党政治名流的居住地，李书城在法租界租了一幢小楼房，把家安在这里。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到上海后，住进了哥哥的公馆。就这样，李书城的公馆成了李汉俊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据点。1921年年初，李汉俊以李公馆为大本营，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筹备工作。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抵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二人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李达等人反复磋商后，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召开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并将原定的“一大”会址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女子学校改为李书城公馆。

中共“一大”会议进行到第7天晚，正当中共“一大”代表开始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闭幕)会议时，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闯入会场，随后匆匆离去。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地意识到有问题，于是建议立即休会转移。会议被迫中止，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返回包围了会场。后来，“一大”代表们安全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继续开会直至胜利结束。党的“一大”会议三次转移会场体现了党对保密工作的重视。

在“一大”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为了贯彻党的保密纪律，在一个时期内，党中央组织部下发的党员人数月统计表的名称是“同学调查表”，校名即地方党组织的名称，党员性别分别以男生、女生标注，党员类别则分“工读生”(工人党员)、“农科生”(农民党员)、“兵科生”(军队党员)、“文科生”(知识分子党员)等，另外还有“正式生”和“旁听生”等。

在党成立初期，由于反动军阀的镇压，党的活动长期处于地下状态，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侦察保卫组织。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杀，这使得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陈延年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侦保密机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虽然党中央事先得到零星情报，但缺乏核心层的决策情报;而且政变后，由于情报没能及时掌握，上海、广州等地的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突然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未能及时转移而遭捕杀，组织机构被破坏殆尽。

南昌起义严守军事秘密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1927年7月24日，中央临时常委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决定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为委员，组成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动身去九江。临行前，他没有对邓颖超吐露一字。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周恩来直到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有讲。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有问。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握手告别。”一直到8月初，邓颖超在国民党的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的消息，才知道周恩来是去了南昌。

为保证起义的突然性和秘密性，周恩来等人作了周密而具体的安排，即便在临近起义的前几天，仍保持高度的警戒。7月30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昌百花洲畔一栋教学楼内的第11军第24师师部，叶挺召集营以上军官开会，“会场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卫兵站岗警戒，闲人一个也不许进来，看来会议很机密”。与此同时，在子固路江西省圣公会的宏道中学和教堂内的第20军指挥部，贺龙也召开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为防止泄密，两处会场都高度戒备。而获悉起义计划后的团、营级军官同样做到严守机密。时任第24师72团3营营长的袁也烈曾这样考虑:“在我们这个营的军官中，副营长是国民党员，连长、指导员中有3个国民党员，排长中国民党员多于共产党员。这些国民党也虽然被认为是进步的，可能跟着共产党走，但对国民党军作战的坚决程度，尚待考验。特别是因为他们有许多黄埔同学在对方，有意无意地送个消息是很可能的。为了严守军事秘密，保证战斗的胜利，我便亲自去组织战前的准备工作。”命令是逐级下达的，“而连的干部一直到队伍出发之前，才接到战斗任务，得知今晚这一震天动地的行动，现在，大家只剩下一件心事：计算什么时候把任务传达给排长和全体战士”。而对于士兵，则在临近起义打响时才宣布军事行动，在此之前则未向他们透露任何关于军事行动的意图。南昌起义时，第20军教导团战士的涂国林后来回忆说:“起义前一天才突然接到命令，要我们移驻小营盘。当晚睡下不久，上边就来了通知，我们一个个耳传着：‘喂，注意!今晚恐怕有事!’睡梦中被叫醒，奉命紧急集合。队长宣布进入战斗，任务是消灭附近敌军。”对于部队的非作战人员，很多人则是在战斗打响之后才得知起义的消息。南昌起义时，在军事参谋团工作的女兵胡毓秀回忆:“当天晚上，我和志元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四面炮声隆隆。直到天明，我们终于得到了令人欣喜欲狂的消息：‘我们的军队已经起义了!’”

8月1日凌晨2点，起义各部队按预先侦察好的道路、方向、目标，对事前毫无准备的敌军发起突然袭击。敌军在仓惶中，四处逃命，迅速瓦解。

"打进去”与“拉出来”

1927年5月，从上海脱险的周恩来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就任中央军事部长。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周恩来认识到，斗争方式必须更加隐蔽。他建议并亲自主持成立了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事部，分设特务、情报等4股，以情报工作为主。11月，中共中央改组特务工作处，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继续由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设立总务、情报、行动和交通4个科，任务包括: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其中，行动科又称“红队”，它的主要任务就是铲除叛徒。

当时，“特科获取情报的主要方式有两种:‘打进去’和‘拉出来’。前者选派干练人员打进敌方重要部门;后者设法将敌方重要部门人员争取过来，为我提供秘密情报。”中央特科成立后，时值陈立夫的党务调查科为扩充特务人员，开办无线电培训班，周恩来便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投考，并陆续在“中统”内部取得要职，三人后被称为我党秘密战线的“龙潭三杰”(亦称“前三杰”)。

中共特科“拉出来”的第一个人是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特务鲍君甫。鲍君甫是中央特科成员陈养山的好友，他一边想帮着共产党做事，一边又想搞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取信国民党。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虽在政治上有投机的两面性，但对我党的地下工作有一定的帮助，应该取其可用之处，便批准由陈养山与他单线联系，对他加强思想教育，为我所用。后来，在清除叛徒白鑫和营救彭湃、任弼时的行动中，鲍君甫提供的情报起到了一定作用。

杨度也是被选中“拉出来”的对象。杨度早年接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与袁世凯私交颇深，袁世凯称其“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后来，杨度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世界观开始转变。1929年，潘汉年请示周恩来，打算介绍杨度加入共产党。周恩来考虑到杨度的知名度很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氛围，这样一个与各界都有广泛联系的人士，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于是批准了54岁的杨度成为中共秘密党员。据在周恩来身边长大的周秉德回忆，“杨度还出庭为被捕的恽代英辩护。恽代英很硬气，一直不承认自己是恽代英，而是坚称自己的化名，国民党也被弄糊涂了。可惜，就在恽代英快要被提前释放时，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顾顺章被捕了，生活日渐腐化的他当晚就叛变了，还把恽代英出卖了，恽代英没过几天就被蒋介石的刽子手处决”。

关于中央特科如何处置叛徒顾顺章的事，周秉德回忆说，“顾顺章认识全部特科人员，掌握几乎全部秘密地址，只要他开口，中共中央机关就会被一网打尽!不过，顾顺章说要见到蒋介石才能提供全部情报。捕获顾顺章的武汉行营侦缉处急着邀功请赏，先向党务调查科报告了顾顺章已叛变的消息。”之后，武汉方面向南京连发6封紧急电报。“当时正好是周末，徐恩曾跑到上海玩儿去了，武汉来的电报全部落入钱壮飞手中。钱壮飞立刻让女婿刘杞夫到上海向李克农报告。李克农顾不得安置家属，就向上级汇报。”当年参与组织撤退工作的聂荣臻回忆说，“当时情况非常危急，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4月28日，当得知情报的陈立夫、徐恩曾派张冲等人赶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时，早已人去楼空。陈立夫生气地问旁边的特务:“刚才见到什么人?”对方答道:“进入弄堂时与一个气质庄重的女子和一个行色匆匆的老头擦肩而过。”顾顺章后来得知后，拍着大腿说:“那女子是周恩来，那老头是陈赓。”陈立夫悔恨地说:“抓住周恩来，只差5分钟。”

情报工作的“三勤”“三化”

1941年9月，中央情报部成立。周恩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及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继续部署、领导党的情报工作。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情报工作的“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与“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原则，核心是职业化。他要求每个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人员都要以固定职业作掩护，一切言论、行动、服饰都要同本身的职业地位相称。“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三教九流都可参加，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而且必须具备并利用过硬的专业技术。红色特工沈安娜，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就是其中典型的范例。

1935年，沈安娜凭借高超的速记技能，卓尔不群，考入浙江省国民政府，后来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成为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重要会议，都要沈安娜参与记录。沈安娜凭借这个特殊身份，为党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但是，身在敌营的沈安娜十分厌恶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腐败黑暗，1938年冬，她向党中央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周恩来对她说:“你已经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能参加各种重要会议，接触机密文件。为了情报，要甘当无名英雄。”沈安娜听从了周恩来的指示，继续潜伏在国民党高层，成为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人员。此后，沈安娜每每出席国民党高层会议时，都会集中精神，应对突发的一切。蒋介石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知道接下来的话是绝密的部分，于是就默默地把蒋介石说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会议休息间隙，偷偷写下来，然后通过交通员传递给党组织。就这样，沈安娜将获得的国民党高层大量重要情报源源不断上报给党中央，为党做出各种重要的应对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949年4月，身份从未暴露的沈安娜悄悄离开国民党，安全地回到上海。得知沈安娜真实身份后的张治中，曾感慨地说:“早知道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工作上，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中共秘密电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处于秘密状态。在此情况下，我党能否迅速建立秘密电讯部门，保持内外联系，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1928年10月，领导中央特科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他决定选派一批优秀人员学习无线电技术，建立电台。为此，他分别约李强(在党内被称为“能人奇才”)、张沈川(《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之一)谈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下设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

当年，李强正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原来是学土木工程的，此前从未接触过无线电技术。入党以后，他先是做群众工作，后来做军委工作。如今，接受党的指派重头学习电台机务知识，可想而知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李强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并从他们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书刊，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试制收发报机。经过日夜苦战，收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张沈川当时任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组织上决定派他去学习报务，他坚决服从安排，并化名“张燕铭”，顺利考入国民党开办的无线电学校。由于学习勤奋刻苦，张沈川仅学习了六七个月左右，就可以上机操作。他还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了两本国民党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了党组织。

学习了无线电技术的张沈川、李强等人后来为党培养了很多无线电通讯技术人员，先后帮助黄尚英、伍云甫、曾三、王子纲、曾华伦、刘光慧、赵荫祥、蒲秋潮等人学习报务。经过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出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是我党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这个电台的第一本密码，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的。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要使一座秘密电台长期隐蔽下来很不容易。当时，为了破获秘密电台，国民党特务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收发报都在深夜进行，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的联系。

为了开通同中共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1929年12月，中央派李强和黄尚英到香港九龙建立电台。随着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红色政权已经遍布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安徽、浙江等省。为加强对革命的指导，党中央又在苏区建立电台，保持同各根据地的联系。从1930年起，我党不仅在苏区建立了秘密电台，而且在敌后也开设了秘密电台，使党中央对全国的情况全局掌控。

解放战争时期，使用电台、电报是这时中央与各部队各地方进行联系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具，因此电台、电报的安全显得尤为突出。为了加强电台的保密工作，中央把党政军三大系统的电台按涉密的程度分为三类：一类为特定的，实行“一事一密制”，由首长控制使用;二类为半秘密电台，即党内经常使用的党内事务性电台；三类为公开性电台。

1939年春，年仅16岁的董健民和两个姐姐一起在叔父的引领下，从河北老家静海县(今属天津市)辗转来到延安。1940年，姐妹三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董健民被调往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从此与机要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这里，她还遇见了他的丈夫--共产党员钟琪。1942年，在延安枣园一间普通的窑洞里，两名机要员结为连理。婚礼是朴素的，誓言却庄严:“为了千百万人能够得到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绝不泄漏党的机密，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6年，夫妇俩带着刚刚两岁的儿子，携带秘密文件离开延安并由海路经大连奔赴东北。当船驶入渤海海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拦截，炮弹击中了他们乘坐的商船，孩子也不幸被弹片击伤。国民党军警要登船检查，搜捕共产党员。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夫妇俩冷静地做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命，也决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人手中!他们把所携带的密件紧紧贴在胸前，又把孩子揽入怀中，一家三口跳进波涛汹涌的大海。后来，有人将夫妻俩的事迹写成一首诗：“夫妻幼子海忠魂，保密捐躯党所尊。真爱无分生与死，心存真理万年春!”

一生为党的“潜伏者”

我党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解放战争后期，对傅作义的成功策反可以说是我党谍报史上的得意之笔，而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在我党执政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包括他的家人在内，没有人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以为他不过是傅作义起义的追随者而已。在经过了近50年默默无闻、差点被湮灭的时候，历史终于撩开了神秘的面纱，露出了他真实版的“潜伏”经历。

阎又文，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后，刚毕业不久的阎又文和众多热血青年一道毅然奔赴延安。阎又文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社会部(简称“边保”)安排他进入国民党西北军马鸿逵部队任职。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王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学院副院长)到绥远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近7年。在启程寻找阎又文之前，保安处领导特意嘱咐王玉：只与阎又文建立单线联系，了解军事动态，掌握傅作义与蒋介石的关系，别的情报暂不需要，以降低暴露身份的风险。

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是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这也成了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王玉找到阎又文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下发。这期间，阎又文与王玉先后交谈了多次，他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汇报。阎又文还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的内战战车上，他的部队很有可能近期进攻绥东解放区。

王玉意识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因返回延安的路途太遥远，王玉就决定把情报就近汇报给我绥东部队。然而此部队领导听后摇头说：“这个信息对傅作义的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此时，王玉既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后来，他向李克农汇报了此事。李克农说：“我们情报工作主要是为武装斗争服务的，有时一份情报可胜过千军万马。有水平的领导应该懂得这一点的。”果然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之后绥东战役爆发，敌我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后来，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说：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我们对情报重视的不够。若干年后，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了重要作用。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阎又文此时已晋升少将军衔，除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层。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此时，又是阎又文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了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华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围城期间，傅作义顾虑重重，情绪极不稳定。傅作义有个习惯，在做出重大决定前，总要和他的亲信们商讨，他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阎又文。阎又文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阎又文和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日夜轮班守护在傅作义身边，做工作……1949年1月22日，阎又文在中山公园水榭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傅作义宣读了《北平和平协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阎又文一生深藏不露，不仅生前少有人知道其真实身份，在其逝世后，仍不为人知30多年。要不是后来因为机缘所致，王玉和罗青长揭开谜底，阎又文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钱壮飞：龙潭示警建奇勋

90年前的1931年4月底，在古城南京，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秘密较量。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国民党两大特务机构之一的“中统”前身）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重要情报从南京送往上海，使得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各机关与人员，特别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周恩来等，安然度过了一场极其险恶的狂风巨浪！钱壮飞之孙，今年已经76岁的钱泓先生，向记者讲述了百年党史上著名的“钱壮飞龙潭示警建奇勋”的故事。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9月，钱壮飞考入了国民党建设委员会举办的无线电培训班，结业后被安排在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工作。

不久，钱壮飞的聪明才智引起了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主任徐恩曾的注意，就让他主管业务。1929年12月，徐恩曾调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聘钱壮飞为机要秘书。钱壮飞把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实为情报机关报告给党组织。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拿过来，打进去。”又成立以李克农为组长钱壮飞、胡底为组员的特别党小组“打进去”。特别党小组的上线是陈赓，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爷爷钱壮飞获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他智取了徐的密码本，为党、为红军截获大量有价值的情报。”钱泓多次来南京寻找钱壮飞的足迹。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设在中山东路中央饭店旁一座独立的小洋楼内，对外挂“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以掩人耳目。后来，钱壮飞又协助徐恩曾在中央饭店四楼建立一个半公开的情报机构“长江通讯社”，在丹凤街设下属机构“民智通讯社”。他还安排胡底负责“民智通讯社”工作，让李克农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做广播新闻编辑。钱壮飞、胡底、李克农并称为“龙潭三杰”，接受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1931年4月25日，那是一个星期六，那天，徐恩曾早早离开南京，到上海花天酒地去了，只留钱壮飞一个人在“正元实业社”值班。夜里，钱壮飞突然收到三份从武汉发来的密电。尽管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但钱壮飞凭着特有的警觉，感到这三份密电非同寻常。“爷爷冒险翻译出电报，里面的内容让他大吃一惊。”钱泓说，第一封密电写着：“黎明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写着：“将用轮船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写着：“黎明称军舰太慢了，将改用飞机将他解送南京。”

这个被捕后又叛变的“黎明”是谁？钱壮飞非常清楚，此人就是长期负责中共中央机关保卫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他对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中央特科、江苏省委等上百个共产党机构的地址、人员名单和联络方式了如指掌。他如果到达南京，供出这些情报，上海就会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无数的同志会落入敌人手中。

钱泓说，这是钱壮飞一生中最为紧张的时刻，他当即决定，一定要抢在顾顺章抵达南京之前，将情报送到上海去，让同志们及时转移。钱壮飞叫来了自己的女婿，中共党员刘杞夫，让他坐沪宁线最后一班夜车赶往上海。为防万一，4月27日早上，钱壮飞镇定自若地离开调查科，直接前往下关火车站，亲自乘车前往上海，以起到“双保险”作用。

4月26日早晨，刘杞夫在上海找到了李克农，李克农又找到了陈云同志和陈赓同志，将钱壮飞的示警转告给周恩来和党中央。周恩来沉着冷静地布置转移工作，首脑机关和地下党员们陆续从容撤离。4月27日，顾顺章抵达南京，将自己知道的所有情报和盘托出。4月28日，国民党特务会同上海英法租界的巡捕房警探们展开全城大搜捕。尽管将所有的党机关驻地和领导人住处翻了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敌人就这样白忙活了一场！”钱泓告诉记者，由于钱壮飞送出的情报而脱离危险的领导人，有瞿秋白、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邓小平、陈云、陈赓、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 钱壮飞顺利从南京撤离，他本可以带着家人一同离开，但他却把家人仍留在南京，给党中央快速撤离争取更多的时间。“我的姑姑钱椒椒、姑父刘杞夫，在天津的舅姥、姥爷张家昽也被捕了。父亲钱江只有十二岁，带着姐夫六岁的儿子浪迹在南京街头。”

钱壮飞从南京撤退后，到了中央苏区。1935年4月，他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爷爷牺牲后，10年之后才有了我。”尽管钱泓没有见过爷爷，但从小就听父亲讲述爷爷伟大的一生。退休之后，钱泓特地去了爷爷曾战斗过的南京、瑞金、遵义等地，追寻爷爷的革命足迹。他还经常前往学校、机关，向人们介绍爷爷“力挽狂澜”的传奇故事，使后人永远铭记以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为代表的隐蔽战线上的英雄们。

徐楚光：血泪染洒雨花红

每隔几年，家住在湖北省黄冈市的徐建老人都会带着家人，来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缅怀长眠在这里的父亲徐楚光和他的战友们，“父亲在党的隐蔽战线整整战斗了20年，牺牲在雨花台时年仅39岁。”站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展厅里，徐建久久凝望着父亲的遗像，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徐楚光，1909年出生于湖北蕲水，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五期步科班。在黄埔，他深受恽代英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建立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军校期间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大事者，于国于民大利也。吾当为国民而生，亦当为国民而死。”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徐楚光先后在鄂豫皖、武汉、广州、香港、南宁、豫西、晋东南、冀南、华东等地打入汪伪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秘密从事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

1942年3月，徐楚光受八路军总部情报处派遣，打入汪伪军政机构长期潜伏。“智勇双全的父亲以‘生意人’身份来到南京，利用黄埔校友、湖北同乡和青红帮等各方面关系，广交朋友，打通关节，渗透进汪伪内部，拥有了伪中央军校上校教官、伪军委会情报局上校秘书等多个身份。”徐建说，父亲相继策反了汪伪军委会中将参赞洪侠、汪伪警卫第三师中将师长钟健魂等一批高级军官，在南京秘密建立了一张地下情报网，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

1943年12月底至1944年1月初，汪伪对苏北伪军的建制和布防进行重大调整。潜伏在南京的徐楚光指示自己发展的多名情报员，弄到了汪伪这一军事布防图。“父亲将布防图藏在棉衣夹层中，拿着情报眼线提供的‘特别通行证’，顺利地将图送出南京城。”徐建说，徐楚光提供的这一情报，为华中根据地和新四军打破敌人封锁、粉碎敌人“清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斗在敌人心脏，徐楚光功勋卓著。徐建介绍，父亲以承包“苏北猪只税”为名，开辟扬州通往苏北根据地的秘密水陆通道，为我军进出物资和人员安全提供了掩护；他策反了南京的洪门帮主朱亚雄，利用帮会势力，组建“华中铁道南京护卫总队”，暗度陈仓地将其变为秘密铁道交通线，打破了日伪对华中根据地的交通和经济封锁。

在徐建看来，父亲徐楚光在南京潜伏期间最具影响力的一件事，是成功促成了汪伪警卫第3师的起义。1945年8月12日，徐楚光与汪伪警卫第3师少将师长钟健魂及第9团团长赵鸿学，带3000余名官兵，携火炮34门、轻重机枪151挺、步枪1100余支，夜渡长江到达江北新四军根据地。整个策反过程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延安《解放日报》在头版位置报道了这次起义壮举，震撼了全国。

解放战争期间，徐楚光继续潜伏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从事情报工作，成功策反了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1947年，徐楚光奉命率部分地下工作人员赴湘鄂地区，准备组建秘密武装。令人痛惜的是，这年9月底，由于叛徒出卖，徐楚光在武昌不幸被捕，被押到南京宁海路19号“保密局”看守所。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徐楚光始终不为所动，坚贞不屈。1948年10月9日，徐楚光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敌军战鼓响叮咚，信陵盗符建奇功。伤心千载秦淮水，血泪染洒雨花红”，年近九旬的徐建动情地吟诵起徐楚光潜伏南京期间所写的诗词《贺洪侠猎取汪伪密码》。徐楚光被捕时，徐建年仅15岁。为了党的事业，徐楚光转战全国各地，和儿子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两年。“但我依然清楚记得，父亲曾教我怎样应对便衣特务的盘问，教我如何向战友传递通知，教我在地下党开会或谈话时望风放哨。”徐建说，父亲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影响了自己一生。他也常用父亲的事迹告诫家人，要永远记住自己是烈士的后代，要像父亲徐楚光那样永远跟党走，把个人的一切奉献给党。

冷少农：一纸情报抵百万兵

“我要使他们个个都有饭吃，都有衣穿，都有房子住，都有事情做。这样的事情是一件最大而又复杂的事情，我要这样干，非得把全身的力量贯注着，非得把生命贡献……”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是潜入龙潭虎穴南京的革命烈士冷少农于1930年给母亲回信中的一段委婉表达。如今，时光跨越90多年，当念着祖父家书中的这段话时，冷少农之孙冷启中还是忍不住地哽咽了。

今年75岁的冷启中，退休已有十多年，2016年他南京市委组织部、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聘为“烈士亲属宣讲团成员”。这些年，他一直奔波在全国各地，向人们讲述爷爷冷少农的革命故事。

“爷爷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是辉煌和灿烂的。”1900年1月，冷少农出生在县冷家堡的一户贫寒农家，原名冷肇隆。冷启中告诉记者，爷爷年少读书时接触了大量共产主义著作，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少农”，立志要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事业贡献一生。

25岁那年，冷少农进入黄埔军校工作，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革命生涯。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同年，冷少农奉周恩来指示潜入南京。“爷爷受党组织派遣，利用与何应钦是贵州同乡和师生关系，打入国民政府军政部担任秘书，获取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情报。”冷启中说，爷爷冷少农当时的一纸情报足以抵挡百万雄兵，甚至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1930年10月至1931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三次军事“围剿”。紧要关头，冷少农把从国民党高层获得的三次军事“围剿”等机密情报秘密送了出去，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因为“特工”工作的特殊性，冷少农从25岁离家，一直到33岁牺牲，之间从未回过家。“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奶奶，曾经几次写信催促他回家，他都没有回，也无法向家人说明自己究竟在南京干什么。太奶奶误以为儿子在南京已经另外娶妻成家，于是给冷少农写信，指责他‘不忠不孝，忘恩负义’。”冷启中说。

母亲的误解和训斥，刺痛了冷少农的心，他只能用一纸家书安抚母亲。在一封长达14页5000多字的家书中，他这样禀告自己的抱负：“我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受苦的人类，忠实的去为他们努力……”“我们这样的做法，自然有一般人不满意，有些是不了解，有些是对于他们有利害关系，随时都在阻碍我们，反对我们，甚至要杀害我们……”

1932年春，因叛徒出卖，冷少农被捕入狱。6月9号，在刑场上，高唱着国际歌的冷少农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3岁。

“当时周恩来为了顾全大局要求守口如瓶，家里人并不知道爷爷牺牲的消息。1934年12月底，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周恩来曾派两名红军战士乔装成商人，以朋友的身份看望爷爷的家人，并赠送了10枚银元和两份点心表示慰问。我的太奶奶听说是爷爷的朋友来看望，顿时老泪盈眶。但此时，太奶奶依然不知道他已经就义。”

1951年，南京雨花台筹建烈士陵园，冷启中回忆说：“当时有两位干部来家里收集爷爷的资料和遗物，当地干部敲锣打鼓给家里送来‘光荣之家’牌时，我们才知道爷爷牺牲了。当太奶奶知道了爷爷冷少农的真实身份后，含着眼泪说：之前是我错怪老二了！”

“这些穿越战火的家书，是爷爷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已经年逾古稀的冷启中虽然从未与自己的祖父谋面，但全家一直把祖父的家书当作“传家宝”传承。他说，透过这份沉甸甸的家书，我们深深感受到的是祖父这样的先辈们的家国情怀。

“为党做出贡献的红色特工们是那个时代普通的90后、00 后，一样有着对于自己家庭、个人生活和工作的美好期待与需求，他们之所以甘于在隐蔽战线默默奉献，是为了心中崇高的信仰和高远的追求。”本次活动的承办方江苏中天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隆晓辉表示，中天龙多年来一直深耕“谍战”题材影视剧，掌握了大量隐蔽战线的故事，而这一次，选择在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推出“永不湮没的荣光 ”系列寻访纪念活动，是想用更生动的方式，让当下年轻人接受党史学习教育，激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隆晓辉透露，接下来的寻访活动将计划走出南京，在红色特工曾经战斗的上海、北京、重庆、武汉等地继续宣讲，向更多年轻人讲述这些不为人知的的历史故事，传递信仰的力量和光芒。

抗日英雄林皋：他用生命保住这份党员名单

在蓟州盘山烈士陵园陈列室里，有一本被鲜血浸透的《党员课本》，是抗日英雄林皋用生命保存下来的。

林皋，原名陈明久，1913年出生在河北省迁西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困难，他不得不放弃升学，但他从未放弃读书、练字，赶着驴子送粪时边走边读，一有时间就用小木棍在地上练习写字。在蓟州盘山烈士陵园陈列柜里，至今还保存着一页林皋的读书笔记，上面字迹十分工整。

林皋为人风趣，即便在抗战危急时刻也未改变这种性格。一次，林皋带领通讯员住在娘娘庄，正巧遇上日伪军盘查，林皋和通讯员来不及突围，便提着手枪藏在屋门两边，准备等鬼子进屋血拼。没想到鬼子探头进来看了一眼，没发现他们就退回去了。房东吓得满头大汗回到屋内询问：“鬼子没看见你们？”林皋笑着回答：“看见了，见我们挺好的就走了。”房东说：“老林，都啥时候了你还说笑话！”

1945年春天，时任蓟遵兴联合县县委书记的林皋，在周官屯地道里坚持工作时，不幸被敌人包围。“他迅速焚毁案头所有文件，冒着枪林弹雨向村外南河冲去，冲到河边见突围无望，便开枪自尽，时年只有32岁。当地群众从河里打捞出林皋的尸体，发现了渗透血水的《党员课本》。这本小册子里记载的，有冀东抗日队伍中党员干部的姓名和职务，一旦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林皋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党的秘密。

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进入新时代，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要从小树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远大志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学习，增长本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